作者：老毛
哈耶克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自主决定，并自行承担责任，是自由的基本要义。如果将这些事情交给第三方，就会侵犯人的自由。
亦来云自创设以来，走过了一条艰难的理性建构与开发之路，其中由于没有实现当初的空投币构想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未处理资产，后通过修改白皮书改变了其用途将其作为扶持亦来云生态项目的发展资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做法已经走向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反面-补贴下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较量的重要路径。也是一些人衡量政府是否有为的导向性指标。然而，无论是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的经济体实践的情况看，结果都令人失望。
90年代之后有大量关于日本产业政策详尽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迈克尔波特等人用翔实资料证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方面，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后，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正如刘鹤和杨伟民在《中国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言中讲到的：”计划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计划，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一.认知能力的限制。
直白点讲就是，万金难买早知道。我们人类很难预测到哪一个产业会迎来创新的爆发，从而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新技术和新产业都是难以预见的。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 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今天也预测不了30年后的事情。
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它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分散化决策优点：每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市场竞争决定成败：成功的创新带来利润，不断得到复制和扩散，成为新的增长点;失败的试验停止。
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 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专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有创新所必须的硬知识，但并没有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许多辉煌的企业破产了，就是因为新的、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
二.激励机制的扭曲。
市场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激励是不同的，这就导致企业家会乐于承担风险，只要把事情做成；政府官员会规避风险把事情做对——最简单的”对”就是要在流程上无懈可击。当风险暴露出来，事情可能做不成时，企业家会果断承担责任并且采取措施纠正和止损。而政府官员更有动力去证明自己并没有错。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所有行为后果的有关信息，当然可以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得他们没有寻租的空间。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看，获取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对政府官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有效的度量，也就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我们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尽量让他们管的事情少一点，明确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有限政府”含义。
就产业政策而言，激励机制的设计还有特殊的困难：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长期看可能是坏的;政策后果的好坏不仅依赖于政策的制定，也依赖于政策的执行。但政府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要界定每个官员的个人责任是不可能的。每个官员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我们很难区分究竟是”经”错了还是和尚念错了!
亦来云CRC用总数为1650万Ela去资助生态项目的开发，其初心与政府的产业政策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即相信人类的理性，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就能实现其预定的目标。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它将遇到两大同样的问题即人的无知和无耻，即使有CRC民主选举出的委员会严格把关，也无法阻止开发者出于私心将获得的资助币当成一个提款机，同时开发者也并非未卜先知确定会获得生态项目的成功，最终的结局就是广大持币人埋单。
我能想到的惟一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如果要实现某个项目的投资，就应该让赞成该项目的人员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币来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认为这个投资是好的，那就给你个赚大钱的机会吧! 拿持币人共有的币搞投资，总会有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
或许哈耶克的话对我们会有启发：既然真实的知识只能存在于每个人有限的经验之中，社会秩序的形成就必须以尊重个人的经验知识为前提，个人的经验及其知识在秩序形成中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就是让它们在相互的交流中进行自发的竞争，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
哈耶克洞察了人类文明存在、持续的制度条件，及其他更复杂的条件；他的研究工作不是反对人的理性能力，而是揭示文明社会的起源、演化和核心运行机制，以及要捍卫文明，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